青铜器的文化内涵

青铜器的文化内涵

青铜器是古代劳动者在长期生产实践中的伟大发明，它不仅标志着人类生产技术的发展，同时也凝聚着极为深厚的文化内涵。它的种类大致可分为：工具、兵器、饮食器和礼乐器等，是研究我国古代治、经济、军事和文化发展的重要资料，其造型与纹饰具有重大的美学价值。

据史籍记载，山西早在汉武帝元狩元年（公元前122年）万荣县庙前村后土祠附近发现了铜鼎，元狩七年，汉武帝认为是祥瑞，遂改年号为“元鼎”。唐开元十年（公元722年）在庙前村后土祠又发现铜鼎，唐玄宗将原来的河中府汾阴县改名为宝鼎县。明、清以来，地下出土铜器渐增，有闻喜县南王村出土商代“父癸敦”、“〓卣”太原市出土的“铜鹦鹉”，偏关县出土的商代“〓卣”，永济县出土的商代“参父已”，万荣县庙前村出土的春秋晚期“〓铺”和“〓钟”，代县蒙王村出土的春秋晚期吴王夫差鉴，浑源县李峪村出土的春秋战国间青铜器群，吉县出土东周铜器等。但上下千余年出土青铜器总数不多，并且大都被掠夺、盗运到国外，收藏在美、英、法、日、德等国博物馆中。1949年以后，文物考古事业受到重视，地下出土文物得到妥善保护。四十余年来，山西青铜器出土已超过三千余件，其数量之多，器形之美、纹饰之精都远远地超过过去千余年的发现，成为全国研究商周青铜器的重要出土地区之一。

80年代初，山西襄汾陶寺龙山文化遗址的古墓中出土的一件用红铜制造的铃铛，经碳14测定，年代约在公元前2085年，略早于河南登封王城岗龙山文化遗址出土的铜〓年代，是山西省发现的最早铜制品，有着划时代的重要意义。襄汾陶寺龙山文化遗址的新发现，是近年我国考古工作的重大收获之一。该遗址出土的铜铃长6。3、高2。7、壁厚0。3厘米，是一件含铜量高达95%的红铜铸件，它是仿照遗址早期文化层内的陶器制造的，是中原地区目前见到的最早的红铜制品之一，已充分证明在公元前2000年左右龙山文化时期（含甘肃齐家文化）中国已经进入铸造铜器的初级阶段。同时，在夏县东下冯二里头文化类型的典型遗址中，也有早期红铜和青铜小工具等发现。东下冯遗址面积有25万平方米。碳14测定，年代在公元前1900-1500年之间，是研究我国夏文化的重要地区之一。

在遗址的第三期文化遗存中，已有铜凿和兵器镞发现。经定量测定、光谱定性分析和金相鉴定，除凿为红铜制品外，其他均为青铜制件。同时在三期地层中还出土了一件铸造青铜斧的石范，片麻岩制成。这里青铜小工具的母型都是仿造石器而来，斧，形短小，无銎，不能安装木柄；凿，扁平长条形，横剖面呈梯形，顶端略宽；刀，弧形刃，尖上翘，长方形的柄；镞，双翼，两面有脊，铤横剖面有扁圆形菱形两种，长5-8厘米，酷似石箭头。铜爵，俯视呈桃形，前有流，后有短尾，流后有柱，柱呈三角形，腹微外鼓，爵身有一道弦纹，圜底，下附三个棱形尖足，素面，流至尾长14厘米。这些铜制品的造形特征说明东下冯时期的青铜铸造工艺仍保留着原始性质，同河南二里头文化类型相同，这时已经进入青铜器时代。但生产工具仍以石质的铲、镰、斧为主。陶寺和东下冯二遗址正处在传说中的夏墟范围之内，陶寺的年代略早，相当唐尧至夏人时期，东下冯相当于夏末商初。汤灭夏后，商的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中心主要在黄河之南，现河南北部。山西与河南省仅仅是一河之隔的近邻。考古调查表明，相当于二里岗时期的商文化遗址主要分布在晋南黄河畔的平陆、永济、垣曲、夏县、曲沃；东南部的黎城、潞城、长子；晋中有太谷；以及大宁、隰县等地。这些地方都出土过不少商代文化遗存。目前，在夏县和垣曲古城南关发现的两座商城遗址，已引起国内学术界的极大关注。夏县东下冯发现的商代城址呈矩形，城墙宽6-8米。圆形建筑群基址东西成行，南北成列。此外，还有窑址、窖穴等。出土铜器有爵、镞等。垣曲古城镇南关发现的商代早期城址，平面呈平行四边形，面积约12万平方米。城内东南部为居民区，中部有一组夯土建筑群，可能是宫殿区。有两座二里岗时期铜器墓压在城墙上，出土铜器有直领尖锥足、鼎、爵等。

一九九○年初，在平陆县坡底乡前庄村发现的商代早期祭祀遗址出土了一批二里岗期铜器。主要有大方鼎1件，大圆鼎2件，一件；同时出土的还有爵、觚、有銎的铜斧等。此外还发现有赞、凿、灼痕的无字卜骨。这些都是商代王室所用之物，是王权统治的象征。建邦立国的重器，都是与古代祭祀黄河、祈福禳灾相联系的。这一批铜器对研究早商的政治、经济和文化有着非常重的意义。

还有沁水县南沟村发现早商时期尖锥足爵，在颈、腹部已有简单饕餮纹、数道弦纹，流短、柱呈方铁钉状。与前者风格、时代相同。另外在长子县北高庙，隰县城关庞村和大宁大德都发现了商代中期或早期铜器，特别是北高庙出土的铜器，非常难得。这个时期铜器工具有撅、有銎能直接按柄的斧、锛、环首小刀和锥、赞。兵器有双翼的镞、直内戈，援和内之间加有凸棱，说明人们在使用时已经学会加柄，成为长兵器。青铜容器有鼎、鬲、、爵、、觚、尊、和盘等。从数量上看酒器的比重较大。鼎，从器形看，都是小耳、深腹、短锥足，底部园形或分裆形，锥足多空。爵为长流、短尾、平底、直足式。为短柱、平底、空足式。觚有矮粗和细长两种，但腰部均随势凹下，少鼓腹者。喙在顶部，口在脑后，三袋足组成颈腹，〓扁平，无兽头。从制法上看，鼎、鬲、、等都是三足器，用包底铸法而成。觚、盘为圈足器，周围都有十字孔。从花纹上看，所有器物都是单层印纹，无地纹。花纹题材以兽面纹为主。从使用情况看，有些器物外有烟薰痕迹，内有水锈，都是实用器。墓中的随葬铜器，都是死者生前所用之物，没有冥器。

商代晚期是我国青铜器发展的繁盛时期。山西省出土这一时期青铜器比较丰富。主要地点有平陆盘南、常乐；曲沃曲村；晋中灵石旌介、太谷白燕、太原阳曲；忻州连寺沟的羊圈坡和牛子坪；保德林遮峪；右玉大川；吕梁的石楼县二郎坡、后兰家沟、桃花庄、贺家坪（下庄峁）、义牒、圪垛坪、会坪；柳林县高红；永和县的下辛角；隰县城关庞村；晋东南长子县北高庙；潞城县潞河；黎城县城关等。器物成群的有北高庙、旌介、后兰家沟、桃花庄、二郎坡、羊圈坪、牛子坪、高红和林遮峪。其它地区或是少量的几件容器，或仅数件兵器。按纹饰特征和器形分析，大致可分为两大部分：在晋东南和晋南黄河沿岸主要是同河南殷墟商王朝的王畿地区相仿佛。而在晋中、吕梁、忻州、雁北等地均属商王朝周围的方国文化区。出土的这一时期商代青铜器，数量远远超过二里岗时期，器物类形也增多了。常见的礼器、酒器有鼎、、、鬲、爵、觯、尊、觚、〓、、簋、盘、壶、卣、瓿、觥、角等；兵器有直内戈、带銎戈、矛、戚、带銎刀、镞；工具有斧、斤、凿、锛、锥等。纹饰有了较大发展，一般都在颈、腹部，耳或足部饰有饕餮纹、兽纹、夔龙、夔凤等。出现了通体饰有花纹的礼器。饕餮一般都面目狰狞，有恐怖感。新器形和纹饰都有了巨大的演变，说明商代后期，由于社会经济发展，铸铜手工业技术也有了很大提高。这一时期的青铜器无论从数量到质量都比以前有很大进步。

青铜器群犹如一座蕴含丰富的文化宝库，大大开扩了对南方殷商时代文化的认识视野：

1、它以精美绝伦的青铜器充分展示其文明的发达和繁荣程度。这一文明的重要标志是：青铜农具加入农业生产领域，农业生产已达到不仅可供直接生产者的需要，而且促进手工业的高度发展，并出现了一个用强制手段管理和组织一定地域内人群的权力机构，担负对剩余产品的私有制保护和生产资料的再分配。当时已有一批脱离直接生产的手工业匠人、商人、官员、军人、巫师等，并出现以阶级对立为核心的社会分层现象。

2、探讨地区商代青铜文化的渊源，认为存在有两条途径，它们是相辅相成，不可偏废的。一方面，在其产生和发展过程中曾受到中原地区发达的青铜文化的影响、浸润和有力推动；另一方面，这种文化的孕育和产生、发展并逐步走向成熟、繁盛的历史。

3、展现中原文化与土著文化相互交融的历史图景，揭示出早在商代两大河流域的文化交流已经相当密切，北南交通颇为通畅；中原商王朝与地处江西新干的方国之间的交通早已开辟，并通过中原幅射到更远的地方，有力地促进了两大河流域经济文化的交流、发展和中华民族的形成。

4、探讨商代青铜开采、冶炼的问题。新干、吴城发现的成批青铜器，其铸造技术是很高的，有些大型器具是先分铸部件然后再合铸而成的；从商代遗址发现的大批石范、铜渣、木炭及炼炉遗迹判断，这些青铜器就是在当地铸造的，事实证明当时赣江——鄱阳湖地区有着进步的青铜冶铸业。而冶铸青铜器需要大量铜矿原料，赣北瑞昌铜岭矿冶遗址为探明这一问题提供了重要的线索。

5、为探讨当时居住在这一地区的先民的族属及文化特征提供了依据。一种意见认为商周时期活跃在这一地区的是古扬越族，也有意见认为是古干越族。这里的商代文化有几大土著特色：别具特点的生产工具；造型特异的器物群；丰富多样的几何印纹陶器；运用广泛的釉陶和原始瓷器；古老的早期青铜铸造工艺；有一批难以释读而已失传的文字。需要特别指出的是这里的青铜文化有两大特色：即崇尚猛虎形象，又注重铸造兵器、工具等实用青铜器。

6、探讨鸟图腾、蛙崇拜，青铜器纹饰与神话传说的关系。在中国东方及东南方存在着一支比北方黄河流域先民更崇尚鸟类的氏族或部族，直到商周时期，甚至到春秋时期以后，这种习尚仍很明显。这支氏族或部族的文化与中华炎黄文化的关系密切不可分，是中华文明的有机组成部分。新干出土的蛙形玉饰体现先民一种古老的原始崇拜，反映了从事稻作农业的民族祈雨祷水，以确保收成的美好愿望。商代青铜器上谲奇怪异的纹饰，是远古神话的具体展现。远古的神话和商代的祭祀内容繁富，青铜器上各种纹饰并不是某一种崇拜的简单写照，它是远古人类对神的复杂的理解的综合反映，是人类对威力、恭敬、公直、吉祥的寄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