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剧是什么国粹？

京剧是什么国粹？

都说这京剧是国粹，那一招一式，很不得了的样子，我却不敢苟同。国粹是什么呢？那就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长期流传下来的最为精华的东西，包括形式上的，也包括内容上的。那么京剧算是吗？从一些表演程式和唱腔设计上来看，应该算是，就那些西皮二黄、散板、流水以及原板哭头等，唱起来声情并茂，舒缓有致，你把爱好京剧的那些外国人给逼死他们也学不来，还有那夸张的脸谱刻画和舞台上高度程式化的表演，三五步走遍天下，六七人百万雄兵，抬腿过门槛，提裙就上楼，真是维妙维肖，精彩纷呈，几臻于化境。然而这些都是形式上的东西，要论其思想内容，则实在是乏善可陈，非但不能称之为国粹，简直可以说完全是糟粕。或许是受封建思想毒害太深的缘故，京剧中的大多剧目充斥着皇权神圣高于一切的思想，对皇权的合理性从不敢怀疑。比如说《大保国》就是一场皇权争夺的闹剧，说的是明朝年间“老王爷晏了驾太子年幼”，老国丈李良就向自己的女儿也就是当时皇太后李艳妃建议由自己先来当一段皇帝，等太子长大成人后再把国家权力交给他。我们且抛开李良的个人野心不说，单从国家发展的长远考虑，让一个成年人来管理国家总比让一个小孩子来掌权好点吧。但是以徐延昭、杨波以首的一班大臣就死抱皇权神圣的思想，说什么江山是先帝爷打下来的，是无数革命先烈用生命和鲜血换来的，不能和平过度，拱手让人，好像不经过流血牺牲社会就不能进步似的。从而演出一场趁人之危，挟私报复，并借机讨要官职，为一己谋利的丑剧。就是这样的一部戏，长期以来，却被当作京剧中的经典传唱，实在是害人不浅。再看看另一部经典剧目《打龙袍》，乃是根据宋朝历史上的“狸猫换太子”一事改变而来。本来，在那样高度专制的封建制度下，皇帝后宫中的妃子们结党营私、争权邀宠，互相倾轧乃是寻常之事，值得玩味的是包拯包大人这个角色，表面上看起来他似乎是梗直不恶，敢于犯颜劝上，为正宫国母平反昭雪，而实际上却是个十分圆滑世故的人，深黯为臣之道。，当受尽委屈的老国太在完成认亲之后，余怒未息，让包拯“拷打无道君”时，包拯是怎么做的呢？请听他的一段唱词“自从盘古立帝君，哪有个臣子敢打天子君，万岁龙袍你就忙脱定，俺包拯打龙袍犹如臣打君”，瞧瞧，多会做人，一方面国太的懿旨不能不执行，另一方面皇帝又不能真打呀，铁面无私的包拯这会儿也不再说什么“王子犯法与民同罪”的大道理了，干脆把脸一抹，来了个华丽转身，变成了一个势利小人。这样一来讨了国太的欢心，二来又不得罪皇帝，真可谓八面玲珑，老奸巨滑呀，可见他平时在老百姓面前做出的那个黑脸无情的样子，不过是演戏罢了。一旦触及他自身的利益，那是什么原则和道义都可以全抛到九霄云外去的。指望这样的人来改变社会风气正本清源，无异于缘木求鱼。这其实就是封建社会所谓清官的真正嘴脸儿。其结果也正如他所预料的，老国太对包拯的做法非常欣赏啊，不但不责怪，反而夸奖起来：“好一个聪明的小包拯，打龙袍犹如臣打君，待等大事安排定，我保你的官职就往上升”，瞧瞧，好处马上就来了。京剧中宣扬的人生价值观更是充满了市侩哲学，大多都是以成败论英雄，以富贵来衡量人生价值。咱们就以《红鬃烈马》为例，王宝钏苦守寒窑一十八年，终于等来了丈夫薛平贵的衣锦还乡，可薛平贵是个什么样的人呢？其实不过是个吃软钣的家伙罢了。原先在家乡混得不如意，沦落到沿街乞讨的地步，不得已响应上级号召参军上前线，没想到因祸得福，时来运转：“两军阵前遇代战，我被她擒下了马雕鞍，西凉的王爷施恩典，反将公主配良缘。西凉老王把驾晏，众文武推举我坐银安。”看看，大概就是因为小模样长得还不错吧，被人招为上门女婿，吃软饭还吃出一场大富大贵来。这本来就有点无稽之谈，然而就是这个吃软饭的家伙，自己先背叛了婚姻，回到中原后却还要装腔作势来试探王宝钏是不是对自己忠贞，你本身就已经犯了重婚罪，还有什么资格要求自己的老婆守身如玉？而更让人觉得可恶的是王宝钏这个娘们儿，竟一点不给女性长脸，吃苦受罪十八年，又平白遭人调戏，可是一听说丈夫升官发财了，就什么都不计较了，还舔着脸儿跪在地上向丈夫讨封呢，实在是太给女性丢脸了。尤其是在《大登殿》一折中，王宝钏的表现更是典型的小人得志忘乎所以，让人大跌眼镜。在见丈夫的“小三”代战公主后，她居然说什么“代战的打扮似天仙，怪不得儿夫他不回转，就被她缠住了一十八年。宝钏我若是男儿汉，也到他国去住几年。”难怪现在当官的都那么爱养二奶三奶呢，合着重婚罪都是专门给咱老百姓制定的，你只要当了大官，二奶三奶的都不算什么了，不过是生活小节罢了。非但如此，王宝钏刚当上贵夫人，就耍弄起手中的特权来了，真不愧是相府千金啊，公然视国家法律于不顾，把自己的委屈当作资本，为父亲说情要求赦免其罪“来来来随女儿上金殿，不斩我父反要升官”。这样的女性，还能让人同情吗？有人说中国人的心里一向有三个梦，那就是明君梦，清官梦和侠客梦，而从来不会从社会制度本身找问题，更没有自我民主觉醒意识。社会不好了，就盼望出现个明君来治理；政府腐败了，就盼望出现个清官来反腐；个人遇到了不平事，就希望出现个侠客来帮自己摆平。而民主思想，公民意识和制度审视，总是严重缺失。这不能不说与我们的艺术舞台上长期以来宣扬的皇权神圣、封建等级思想和狭隘的愚忠爱国理念有关，其流风所渐，乃至于现在还有人念念不忘“贤臣盼明君”、“廉吏能兴邦”，视皇权为神圣，弃法治盼人治，从不敢对最高权力的合理性及制度本身有所质疑，这与当前我们所提倡的“以人为本，以法治国”的理念实在是相趋甚远，或者说简直是背道而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