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顶山惨案的经过
的有关信息介绍如下：1932年9月16日上午，日本宪兵抚顺分遣队队长小川一郎和守备队中队长川上精一率领大批日本兵进袭平顶山村实施报复。日军首先控制了东、西两个大山头，包围了全镇，然后以照相为名，用刺刀将百姓和矿工逼赶到平顶山村南面的洼地里。它的北面是铁丝障；西面为陡壁断崖；东面放着六个被红布蒙着的东西，大约午后1点多钟，突然，红布被揭开，露出了六挺机枪。一声令下，机枪疯狂地向人群扫射，顿时，鲜血四溅，血肉横飞，惨叫声、呼喊声连成一片。活着的人们拼命地往外冲，只有南面一个缺口，早有日军设防，冲出去的人幸存者甚少。一位妇女当刺刀刺进她的胸膛时，她身上带着刺刀坐了起来，双手攥住刺刀。刽子手一脚将她踢倒在地，拔出刺刀，她的十个手指头被割落在地。她瞪着愤怒的双眼，至死还紧紧盯住刽子手。平顶山村3000多骨肉同胞倒在血泊里。同时，日本兵把平顶山村居民的房子全部泼上汽油点着，整个平顶山被火吞没。
机枪声停止后，整个屠场尸横遍野，血流成河。日军刚要撤走，没死的人都挣扎着往外跑。日本兵发现还有人没有死，马上跳下车，一个个端起刺刀，从北到南挨个地往人身上刺。刺到死人身上，只听到喀吃声，没有反应；刺到活人身上，发出各种凄厉的惨叫声。第二次屠杀直到太阳快要落山，整个草坪被鲜血染红，成了一片血海。阵阵晚风卷着又咸又腥的鲜血味，夹杂着机枪射击后的硝烟味，扑鼻而过，令人感到分外凄凉。大屠杀历经三个小时，直至傍晚结束。昔日的平顶山村，只剩下一座老君庙。 杨宝山老人回忆，1932年9月15日是中秋节。这天晚上，他听到外面喊“杀啊、杀啊”的声音，一直到后半夜才停。第二天听说，“大刀会”把日本人开的卖店给烧了，这个卖店是日本人压榨中国人的地方，矿工给日本人干活一天发3角钱饭票，饭票还不能在外面用，只能在日本卖店里买东西。人们听到这个消息无不拍手称快，说烧得好。
日本人认为平顶山村民没能及时向“皇军”报告有抗日武装的消息，有“通匪的嫌疑”，所以决定以屠杀来进行报复。
屠杀过后， 只要地上还有呻吟的，日本兵过去就补枪，然后再用刺刀捅。杨宝山说：“日本人从北头到南头，死的活的每人一刺刀，检查到我时，用刺刀把我娘挑到一边，扎我的后背，我强忍痛一动没动。日本人在我身上走了好几个来回，把我脑袋都踩破了，我都没敢动。 莫德胜老人回忆：“1932年，我刚刚8岁，家住在平顶山村，全家有四口人，父亲是矿工，外公是远近闻名的老中医。家家户户过中秋节的第二天上午9点多钟，我们一群孩子跑到平顶山西坎，看到道上有好几辆汽车，上面载的全是日本兵，头上戴着钢盔，端着带有明晃晃刺刀的枪。我急忙跑回家，对姐姐说，不好了，鬼子兵来了。我妈说，可不要往外跑了。”
“中午刚过，3个鬼子兵闯进我们家，把门踹开，日本兵说，把好东西通通拿出来，我们皇军保护你们，还用半通不通的中国话赶我们全家出门。我父亲说，这是我的家，我不走。鬼子兵拿枪把子弹劈头盖脸地往他身上打。母亲抱着3岁的妹妹，父亲拉着我的手，就这样被赶出了家门。满街都是老百姓，哭哭啼啼，都被赶到村外牛奶房子南边的草地里。”
两次机枪扫射过后，日寇怕有人没死，竟然第三次挨个用刺刀检查
“突然，有人大声尖叫，洋鬼子烧房子啦！人们回头一看，平顶山浓烟弥漫，大火冲天。”杨宝山对73年前的那一幕记忆犹新，“我母亲看着那个方向说，我们家的房子被烧啦，说完就哭了……”
午后一点多钟，人们差不多都被赶进了屠杀场，日本守备队从四面八方拼命把人群往中心压缩。莫德胜回忆，“这时，鬼子军官刺刀一举，周围的机枪立即叫起来，人群随着枪声一排排地倒在地上。我前面有个人穿着薄棉裤，一打他一蹬腿，棉花还冒烟，一会儿就不动了。我吓得头发一竖一竖的……”
“有人喊‘不能白白叫鬼子打死！’靠东南边的喊声很大，起来一些人往外冲，枪声也集中到这个地点。以后喊声渐渐小了，是否冲出去一些人我就不知道了。”
“一些没有受伤的人起来准备逃时，又进行了第二次机枪扫射，这次子弹打得更低，鬼子怕有人不死，一拥而上，挨排挨个地用刺刀往人身上扎。”
”莫德胜说：“我把盖在母亲身上的棉被掀开，母亲和妹妹满身都是血，大喊‘妈、妈呀、妈！’喊也不醒、推也不醒。姥爷姥姥也死了，我像个木头人不知怎么才好。听到有人喊，快跑吧，日本人要回来了。我最后看了亲人一眼，钻进高粱地。” 另一位幸存者方素荣，如今生活在昆明，她很怕回到平顶山。她说：“这么多年来，我还经常做恶梦。”那一年，方素荣只有4岁，她还有两个年龄更小的弟弟。“枪声一响起来，爷爷一下子把我摁在了身下。过了多久我都不知道，我醒来时的第一个印象就是，日本兵踩着血，皮靴在血里发出‘咯吱、咯吱’的声音。我的弟弟还在地上爬，喊着‘妈妈——妈妈——！’，日本兵用刺刀一攮，然后给甩了出去，弟弟再也没有声息了。”
日本兵走后就听到有人喊，没死的快跑吧，鬼子去拉汽油了。杨宝山说：“第一次没敢起来，连喊三次我才敢抬头往周围看了看。当我看到鬼子真的不在了才起来。我去拉父亲，他瞪着眼睛看着我就是不起来，摇他手他不起来，拽他也拽不动，我咬他的手，他还是不动，我就倒在地上哭。” 杨占山老人回忆：9月16日上午11点，日军乘汽车来到了宁静的平顶山，强迫居民离开家园前去“照相”，不去就当场打死。
人们被赶到山上后，鬼子说：‘你们站好，给你们照相。’接着就开枪了。这时我抱着四岁的小女杨玉英，子弹就从我的左胳膊穿过去，我倒下了。我眼看着我妻子、孩子、嫂子都被打死，他们的尸体压在我的身上，我就假装死了。屠杀继续进行约有一个多小时，鬼子要走了，看见还有人没有死，又用刺刀把受伤而未断气的人扎死。刺刀从我的腰边扎过，幸好没有扎中要害。天快黑了，鬼子都走了。这时满天都是雾，细雨连绵，我从尸体中挣扎起来，扶起我的两个姑娘，只见我的妻子和姓顾的老婆的肚子都被剖开，七八个月的婴儿及大肠流在地上，我背上四岁的小女玉英，手里领着七岁的姑娘玉凤，血从我的脸上淌下，眼泪从眼眶中涌流下来。两个姑娘也在哭着，叫着：‘妈呀！妈妈呀！’。。。我一家原有二十四口人，这次惨案中就被杀死了十八口，剩下了六个人，这血海深仇终生难忘。” 作为平顶山惨案的策划者和指挥者未得到应有的制裁 上尉川上精一在日本投降前回国，1946年服氢酸钾铝自杀；
中尉井上清一就是目击者在屠杀现场看到的那个高举战刀下达射击命令的日本军官，1969年病死于大阪。
1996年，杨宝山、莫德胜、方素荣作为原告起诉日本政府，要求日本政府承认侵华日军犯下的罪行，向受害者谢罪并给予赔偿。杨宝山说，至今已经9年了，我都去了五六趟日本了，几次都是败诉。
2002年6月，东京地方法院做出一审判决，认定了“平顶山惨案”的事实，但驳回了诉讼请求。
2005年5月13日，东京高等法院做出二审判决，支持一审判决，驳回了中国原告要求日本政府谢罪并给予赔偿的诉讼请求。10天后，莫德胜老人带着愤怒、带着冤情、带着遗憾走了，为同胞讨公道成了老人未了的心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