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20年代后期和30年代前期，中国共产党人在党内反对的主要错误倾向是

20世纪20年代后期和30年代前期，中国共产党人在党内反对的主要错误倾向是

统称为反对左倾，有3次。瞿秋白盲动主义（1927年11月－1928年4月）1927年11月，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在瞿秋白主持下，在上海举行扩大会议，通过了《中国现状与共产党的任务决议案》，形成了左倾盲动主义，并在党中央的领导机关内取得了统治地位。它的主要之点是：混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认为中国革命是所谓“不断革命”；不承认大革命失败后暂时处于低潮的形势，认为当时的革命形势是“不断高涨”；不仅不组织有秩序的退却，反而在全国组织毫无胜利希望的地方起义；坚持“城市中心论”，认为“城市工人暴动”是“革命胜利的关键”。与此同时，组织上的宗派主义的打击政策也发展起来。 李立三冒险主义（1930年6月—9月）1930年6月至9月，以李立三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在党中央占了统治地位. 1930年6月，李立三主持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了《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的决议案，以李立三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错误（后被称为“立三路线”）在党中央占据了统治地位。这个决议案的“左”倾冒险主义表现在：第一，对形势作了根本错误的估计，认为中国革命也好，世界革命也好，都到了大决战的前夜。第二，主张在实际工作中已不再需要逐步积聚和准备革命的力量，因为群众已经不要小干、只要大干，也就是只要武装暴动，而且是全国性的武装暴动了。第三，坚持“城市中心论”的错误观点，反对以农村包围城市，以根据地推动全国革命高潮的思想。第四，再一次混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界限，认为一省或数省首先胜利，就是向社会主义革命转变的开始，企图在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同时，反对资产阶级王明教条主义（1931年1月—遵义会议前）从1931年1月—1935年1月，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在党中央领导机关内占据领导地位长达4年。这次“左”倾错误在党内统治的时间最长，给党带来的危害也最大，它使中国革命几乎陷于绝境。1931年1月，中国共产党在上海召开六届四中全会，王明等“左”倾冒险主义者在共产国际代表米夫的支持下，以批判三中全会的所谓对于“立三路线”的“调和主义”为宗旨，强调反对“党内主要危险”的“右倾”，决定“改造充实各级领导机关”。由于得到米夫支持，原来不是中央委员、缺乏实际斗争经验的王明，不仅被补选为中央委员，而且成为政治局委员，使以王明为代表的“左”倾冒险主义在党中央领导机关内取得了统治地位。